全面开放的一个重大价值，还体现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上。

2017年上半年，在监管方面，央行将表外理财纳入2017年MPA考核以及通过货政执行报告官方宣告2018年将同业存单纳入MPA考核。但由于金融杠杆与实体部门杠杆存在相互交叉的问题，如果金融去杠杆进程过猛，对于企业融资产生的压力也会相应上升。

从统计数据分析，委外业务规模在2014年之前还比较小，2015年下半年可能说是转折点，由于受到当时股市异常波动的影响，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渠道受限，此时银行理财规模在继续增长，但投资渠道有限，于是就催生出了银行委外业务的增长，尤其是中小银行更为活跃。其次要满足委外管理人所受到的监管要求，比如银行将资金委托给券商资管,则要受到证监会针对券商资管业务的监管规则约束。若不是委外定制基金，单一持有人占比不可超过50%。银监会在4月初公布的46号文《关于开展银行业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提到，非银机构利用委外资金进一步加杠杆、加久期、加风险等现象属于理财空转套利的范畴，银行业机构需对此进行自查。图6委外投资模式 三、监管新政为何剑指银行委外业务？ 从目前的业务模式分析，一般所说的银行委外业务，通常是因为银行从市场获得资金成本较低，而市场上存在相对高收益投资标的，银行通过委外业务获取套利机会，如果在这个套利过程中风险控制不当，其中所存在的期限错配和加杠杆等可能会加大金融风险。

总体来看，委外投资首先需要满足银监会对于银行投资的相关规定和监管要求,例如投资品种的限制、杠杆比例等。因此，从直观上看，委外压缩对股市的影响要小于对债市的影响。在这些方面，可以参照国际上的做法加强管控。

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波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使得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步伐放慢，中间甚至出现了停顿。4我国离目标并不很遥远 从国际实践看，资本项目可兑换很少做到百分之百的自由兑换，而是大量活动的兑换是自由，少量的还有管理。但在改革早期，在思维上始终存在一个矛盾，就是既想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却又不愿意推动价格改革。（完） 本文为周小川2012年12月在三亚财经论坛的发言，即将在2018年1月的《中国外汇》杂志发表 进入专题： 资本项目可兑换 。

在人民币可兑换问题上，也存在着改革早期那种认识上典型的矛盾：既希望通过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又希望尽量不要动价格机制，希望不调整或少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总之，在比较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利弊时，除了要对各行业（如纺织业）、对不同地区（如东、中、西部或港澳台地区）的利弊影响做出具体评估外，还应有更宏观的视野以及更高的站位，即如何理解和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命题。

有一部分人可能本身不太关心这项改革，而关心这项改革的各方人士也很难有全面共识。一部分金融衍生品本身就是为短期投机活动设计的，交易量非常大，但究竟对实体经济有多大益处有诸多争议。因此，考虑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人们寄希望于人民币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必然选择。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不少地方政府提出，既然中投可以用外汇储备，为什么地方不能用？因此希望地方也能动用外汇储备。

外资急剧撤走对于新兴市场往往有明显冲击，所以我们要求外资撤离也要有序。但要认识到，按程序管理与加强监测是不同的，如果国际资本通过种种途径规避了管理流入或汇出了，这在管理层面是很难发现的。回到人民币可兑换角度问题上看，从建立开放型经济的角度来审视，如果人民币不可兑换，就很难符合建立开放型经济的定义。这种观点认为，一旦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就意味着：第一，人民币汇率就应是完全自由浮动的，不附加任何干预。

这时候就发现，对于剩下的若干领域，虽然其利弊比较不太好准确得出结论，但还是要攻克难关，扫清障碍。反过来说，虽然人民币资本项目还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但是人民币跨境使用仍得到了一定发展，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接受程度比较高。

目前，国际上并没有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权威定义。瑞士是一个小型自由经济体，瑞士法郎也是重要的国际货币之一，但这种情况下瑞士也对瑞士法郎汇率进行了干预，使其汇率最后稳定在1.2:1欧元的水平。

6近期需要推动的具体事项 总体看，现在所说的逐步虽然用词上没有改变，但实际已到了要更加具体地制定计划和采取改革步骤并果断加以推动、实施的阶段。1把握改革的时机和进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句话也写入了十二五规划，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我国关于人民币可兑换提法的变化，也反映了国内对于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过程。对此，我们一直强调，外汇储备可以用，但前提是不能搞二次结汇。既然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已经明确的一个方向，我们就要把这篇文章做好，特别是要与经济金融界沟通好，也希望经济金融界与社会公众沟通好，国内与国际也应沟通好。但希腊的例子说明，政府借债过多也会导致危机。

通过精心筹划，完全可以把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各项工作做好，完成十八大提出的这项任务。泰国的教训是，债券市场放开容易引起诸如币种错配等宏观不审慎问题，应给予高度关注。

最后，如果发生了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可以按照IMF规定对资本流动采取临时性管理措施。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各国真正比较警惕的是债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

亚洲四小龙是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代表。比如，如果允许中国有资质的投资者开展海外投资，资金一旦出去，究竟是投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还是其他产品，区分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就都不大。

目前我国经常项目已实现了可兑换，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所以实际工作中要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进行严格区分，属于资本项下的交易要经过规定的管理程序，有的需要审批。过去我们在外汇管理方面有比较多的限制，不仅资本项目有限制，经常项目也有限制，下一步要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就应该逐步减少这些限制，减少到一定程度就实现了各项目的人民币可兑换。IMF在2010年推出了两篇影响比较大的工作论文：一篇是建议调高通货膨胀目标，比如从之前2%的调为4%，旨在增加宏观政策在应对危机时的空间。加强监测是强调要切实掌握资本流动的信息，至于是否管控、如何管控则可视情况决定，比如对短期投机性资本可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

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希腊也出现了债务问题，但希腊更多是主权债务问题，并且借的、用的都是欧元，所以没有币种错配问题。因此，人民银行很多时候还承担着向各部门、各地方的解释工作。

在很多有管理的项下也不是不让兑换，而是要按照相关规定去办理。瑞士法郎对美元的汇率过去一直是1.2:1左右的水平，后来一度有所上升但波动不大，但2011年美元贬值后，瑞士法郎快速升值，最高时达0.8:1，对瑞士经济造成了明显冲击。

第一是对反恐融资的监管全面加强。当时泰国还实行固定汇率制，一旦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要么外汇储备枯竭，要么汇率守不住，总会出现问题。

债券市场放开过快可能导致类似泰国在亚洲金融风波中出现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要推动和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对于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既是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监测是各方面工作的基础，只有监测到了，才能做到想实施管控时，就能有的放矢。这实际上是走向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更加有力地在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机遇，更好地与全球共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实例是，在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起步阶段，金融管理和出口退税部门之间就进行了有效的协调，方便了企业。3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门槛 是否有明确定义的门槛？ 在讨论改革时机是否成熟或具体政策如何制定时，还有人对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概念本身不太清楚。

另一篇则提出在特殊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对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动加以管制。这是因为，改革价格体制会引起一系列的利益调整，还会造成通货膨胀。

有人直指其不负责任，认为与其依赖不稳定的货币，还不如直接用本币。其中，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是最基础的，我国在1996年就实现了。